历经磨难，不改初衷
申请提交后，学院党委表示欢迎，但行动上并未做出进一步的表示。不久，反右风暴来临，钱端升被称为“章罗联盟”的一份子划作“右派”，撤销除政协委员外的一切职务，并屡遭批斗。直到1961年冬，才被宣布摘帽。
1961年初，钱端升离开社会主义学院返回北京政法学院等待分配工作。同年4月，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要求高等学校编选文科教材。上级机关分配给北京政法学院的任务是编写政治学参考资料。1962年，学院责成钱端升牵头组织人员，着手《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文选》的编译工作。1965年秋，教材编译告一段落，钱端升当时已年过花甲，体弱多病，但仍恳求远赴广西参加基层的四清工作，他借向政法学院党委提交报告的机会，再次要求加入共产党，报告称“我校师生不久就要下去搞四清，我是坚决要求同大家一道下去。”1966年，“文革”爆发，钱端升再受严重冲击，身心备受摧残。入党之事就此搁浅。
1970年，北京政法学院撤销。其时正值中美关系解冻，基辛格秘密访华，为了解决中美建交所面临的双方资产问题，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等待分配工作的钱端升于1974年调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并兼任外交部法律顾问，参与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制定中美冻结资产解冻问题的谈判方案。1975年国庆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6周年的日子里，钱端升又一次向组织提交申请，“渴望在光明的前途上，在曲折的道路中，能够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回归正轨。1979年1月，北京政法学院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对钱端升的右派问题进行复查，最后作出“关于钱端升教授右派问题的改正结论”，认为“钱端升教授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应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一级教授的工资待遇”，2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批复，同意北京政法学院的决定。至此，钱端升先生历经22年的政治磨难，个人问题终得以彻底改正。2月24日，政法学院的郭巨三、吴昭明等人将平反决定送至钱老家中，老先生接过文件，异常平静地说“感谢党还了我清白！”，并无半句怨言。
也就在这年，钱端升接到30多年不见得老同学老朋友浦薛凤从美国转来的信件，他欣喜若狂地写了回信，心中说，“……逖生我兄，我是向不为祖国吹的，因为我不长于此。但祖国就是祖国，却也说不尽可爱之处。你如健康足以胜跋涉，我希望你回来看看……”（引自钱端升次子钱仲兴未刊稿《我写爸爸》）
四递申请，夙愿终偿
1980年，钱端升第三次向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这是一份长达47页的书面材料，包括家庭出身，就学经过，新中国成立前教书著说、参与政治的经过，新中国成立后改造与自我改造、为人民服务的历程，以及入党要求和入党申请，钱先生再次表明心迹，“现在，我体力还可以，精神也较前四五年为佳，自审还可有所作为，因特申请入党”。
1981年7月1日，在建党60周年之际，钱端升第四次向党组织提交入党志愿书，表达他热切入党的愿望，在他看来，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同心同德，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我虽年岁较大，但还有一些思维和工作能力，愿为党的宏伟事业贡献我的全力。特申请入党，以偿夙愿”。同时表示“可能我尚未具备党员的标准，在此情况下，拟请不断予我以政治上的关怀，督促我为满足入党的各项条件而努力奋斗。也可能我被认为可以入党，如果如此，我仍必须不断学习改造，不断进步，以期能为党和人民做点有益之事而努力以赴。如果仍如年前所指示的那样，我留在党外较为相宜，我也愿衷心接受这一指示。”随即，在陈翰笙、张瑞祥的介绍下，组织上终于批准了钱端升的入党要求。
从1926年到1981年，时隔半个多世纪，钱端升虽历尽风雨沧桑，备尝人间冷暖，仍不计荣辱，笃定信念，矢志不移，在81岁高龄终偿夙愿。值得一书的是，钱端升的入党介绍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陈翰笙，正是50多年前介绍他加入国民党的引荐人。此情此景，令晚生后辈唏嘘不已，钱老的学生赵宝煦感慨道“五十年沧桑，世界大变，中国大变，令人尊敬的是这两位老朋友依然携手共进，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积极奋斗！”
老骥伏枥，耄耋请缨
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夙愿终达成，这令钱端升感到无上荣幸。之前，胡乔木曾在中南海接见钱端升，并有意邀请他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订工作，1984年3月，钱端升致信胡乔木，郑重地表示：
“自问以身许国绝无二心，如容我请缨再裨以某种任务，则老骥伏枥义不容辞。不胜翘企待命之至。”
这一年，钱端升已八十有余，他不顾年迈体弱，以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他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六届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参与修订宪法，参加或主持制定、修订多部重要法律。
此外，钱端升先生“一生与政治学结有不解之缘”，他在垂暮之年出任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为长期被搁置的政治学重新回到大学讲堂和研究所、为政治学科的恢复重建和全面复兴，大声疾呼，他提议“为今之计，国家教育委员会应该对全国大专院校进行统一调查，凡是原先有基础，现在又具备一定条件的大学应尽快恢复政治学系（或专业），过去没这个专业设置的也应创造条件，尽快设立政治学系（或专业）……为我国培养出一批第一流的政治学学者专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贡献力量。”钱端升，这位学术巨擘，在耄耋之年又再度焕发青春，为推进中国的政治进步和制度昌明挥洒余热。
1990年1月21日，钱端升在北京病逝。外交部牵头成立了由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外交部和中国民主同盟共同组成的钱端升治丧办公室。吴学谦、雷洁琼、王汉斌、任建新、刘复之等以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和钱老在京的生前好友约300人，前来为中国政治学的一代宗师告别送行。钱老曾亲手筹建并担任首任院长的北京政法学院，此时已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该校的全体教职工及校友深切缅怀老院长，送上挽联“执教六十载，著作等身，诲人不倦，倾心育英才，师情似海，五洲桃李永怀钱翁；参政大半生，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切为人民，望重如山，四海法曹同悼端公。”这也恰是钱老一生起伏跌宕却忠诚不渝，历经沧桑仍成就卓著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