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中的法大记忆] 之五：我校建立之初的主要领导
我校建校之初的校级党组织是以“党组”的形式出现的。我校建立之初的院党组书记为戴铮，党组成员由戴铮、刘昂、欧阳本先三人组成。在行政安排上，我校首任院长由著名法学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钱端升教授担任，戴铮担任代理副院长。作为教育机构，教务部门是学院的主要部门，我校成立之初的教务长由刘昂担任，雷洁琼教授和费青教授担任副教务长。关于费青教授和雷洁琼教授我们将在“档案中的法大记忆之六”《我校建立之初的师生员工》中予以介绍，现将我校建立之初的主要领导戴铮和钱端升简要介绍如下： 戴铮（1918— ）：我校首任党组书记。河北蠡县人；1937年1月参加革命，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决死三纵队九总队、七总队班长、排长、连长，太行三军分区司令部情报股长、决死队七团参谋长，太行二、三军分区武装委员会政工部长，太行五军分区武装委员会副主任；1946年5月起，历任太行邢台市委武装部长兼区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0年7月至12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8年7月至12月在华北局党校学习；1949年1月起，历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科长，华北局党校教务处党总支书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副院长、校党委委员；1952年8月被任命为北京政法学院（筹备）党组书记，同年11月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党组书记、代理副院长；1953年3月起，历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党委副书记、公安部七局处长等职，曾被错误离职审查；1978年10月至1983年12月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复办筹备组负责人、学院党委副书记；1984年1月离休，2004年11月起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戴铮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奋战在硝烟弥漫的太行山区，曾经打入土匪内部解救革命武装力量，是我校唯一的老红军（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军队）；新中国成立后，戴铮同志长期奋斗在我国法学高等教育领域，是我校筹办和复办的主要领导人。可喜的是，92岁高龄的戴老，仍然健康硬朗。 钱端升（1900—1990年）：我校首任院长。出生于上海；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被选送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不久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192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师，讲授政治学、宪法学；1927年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在《现代评论》连续发表论文，强烈要求废除“领事裁判”，归还租界；1930年返回清华大学任教并在北京大学兼任教职；1934年继著名民主人士罗隆基之后任天津《益进报》主笔，在短短数月内发表时政论文170篇，针砭时弊，切中要害，蜚声海内；1937年抗战爆发后，参与筹建西南联合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并积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1937年至1949年，曾四次应邀赴美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其中，1947年应邀担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50年其著述的《中国政府与政治》在哈佛大学出版社用英文出版；1948年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1952年11月24日，担任我校首任院长，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直至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讲坛和院长职位；1974年，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和法律顾问；1980年后，担任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等职；曾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钱端升教授除200余篇学术论文和时政论文外，主要著述有：《比较宪法》（与王世杰合著，王世杰1920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曾任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1949年后在台湾担任“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府资政”等职）、《民国政制史》（合著）、《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合著）；独著主要有：《中国政府与政治》（英文版）、《战后世界之改造》、《政治与政治学》、《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译著主要有：《英国史》、《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组织》等。 值得一提的是，建校初期我校领导的任命规格是非常高的：钱端升院长的任命书是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副院长刘镜西、李进宝的任命书是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的，我校人事处长刘少农的任命书是由司法部部长史良签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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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钱端升院长任命书
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刘镜西副院长任命书
周恩来总理签发的李进宝副院长任命书
司法部史良部长签发的人事处长任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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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李克非
图片：靳向丽
资料整理：孙学英 钱秀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