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改娇
钱端升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我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他著作丰富，学术成就斐然，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欧美政治学界影响甚广，其著作《中国政府与政治》迄今仍被美国多所大学列为研究近现代中国参考书目之一，足见他在政治学界的地位。而对于他一生的政治选择，学界则众说纷纭，多有争议。他早年曾加入国民党，建国初期加入民盟，晚年在81岁高龄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他为何做出这样的政治选择？在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中，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发奋读书，立志报国
1900年，钱端升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今上海市闵行区曹行乡）钱家塘一中医世家。少时适逢科举废除，新学勃兴。10岁前在家乡入读私塾，除诵读诗书，还兼习国文、数学、英文、史地等新学科目。随后在上海就读小学和中学，直到1917年夏中学毕业。中小学阶段的钱端升，秉承“读书不忘救国”的宗旨，不仅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还是学生中的活跃带头人物，担任过“级长”。
1917年夏，钱端升从上海私立南洋中学考入名声卓著的清华留美预科学校。1919年获官费赴美留学，进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攻读政治学，翌年夏获文学学士学位。暑期先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暑期班，旋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于1922年6月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4年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钱端升在短短四年之内即获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他的好友陈翰笙赞叹：“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很多，二十四岁便在著名大学获得PH.D最高学位，这是不多见的。”
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生涯为钱端升日后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生时代他就信奉“欲救今日之纷扰，在根本之教育”，“学术救国”思想已初见端倪，香港学者潘惠祥曾专事钱端升思想研究，他认为“留美期间，哈佛大学自由主义的学术风气对钱端升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学术救国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进而演变成‘学术不忘政治’”。
早年的教育背景使钱端升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教学育人、著书立说之余，对现实政治保持高度的关注，毕生都在寻求实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济世报国的政治理想。
加入国民党，参与现实政治
1926年，钱端升在好友陈翰笙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陈翰笙早年也留学欧美，1924年受蔡元培先生之邀回北大任教，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至于加入国民党的理由，陈翰笙在《四个时代的我》中提到，当时同好友高仁山谈论对时局、前途的看法和内心的苦闷，两人都认为共产党的主张不错，便一道去找李大钊，请他介绍入党，李大钊却说“现在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许多共产党人也都在国民党里工作，你们最好先加入国民党吧”，陈翰笙遂入国民党。钱端升也是1924年回国到母校清华学校任教，并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课，据潘惠祥分析，钱端升与陈翰笙同为留美学生、江苏同乡，政治见解和学术思想又有相通之处，可谓志同道合。在陈翰笙的影响和推荐下，钱端升于1926年11月向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左派）申请入党，并获批准。
加入国民党以后，钱端升更加关注现实政治，积极投身社会活动。1927年夏，钱端升被国民党中宣部驻沪办事处国际组组长郭泰祺聘为办事处编纂，负责编纂小册子，出席上海各界联合纪念周活动。同年10月，应主掌国民政府大学院的蔡元培之邀参与大学院文化事业处工作，审查中小学教材，草拟各种条例，协助蔡元培筹备全国第一次教育会议。1934年，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在国家危难之际，钱端升出任《益世报》主笔，以笔为刀，撰写社论，他不畏权势，秉笔直书，反对妥协，主张抗日。1937年，抗战爆发，为了争取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援助，经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的王世杰举荐，钱端升与胡适、张忠绂一道临危受命，奔赴美法英等国开展学者外交，宣传抗日，争取国际援助。次年，钱端升回国，他一边继续在西南联大任教，一边积极参政。1938年，国民政府筹建国民参政会，钱端升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随后的六七年里，他围绕抗日战争及战后重建等问题发表诸多政见。据黄炎培日记记载，钱端升是最肯卖力的参政员，他言辞激烈抨击时政，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1939年，西南联大诸校奉命成立国民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筹备委员会，蒋梦麟、梅贻琦力邀钱端升为委员，1940年春，经过选举，钱正式当选为国民党直属西南联区党部执行委员。
“由失望而决裂”
钱端生政治信仰的转变始于1945年前后。抗战后期，时局动荡，人心涣散，贪腐横行，民生凋敝，通货膨胀日益严峻，穷苦百姓怨声载道。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经八年战争摧残的人们渴望和平，呼吁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却一意孤行，企图继续实施专制，引起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强烈不满。是年11月25号，昆明四所院校学生，聚集在西南联大民主草坪，举行“反内战誓师集会”，钱端升与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四位教授仗义执言，反对内战，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钱端升演讲的题目是：《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他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这时，突然枪声大作，子弹乱飞，汽灯熄灭。翌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竟声称午夜枪声是西郊匪警所致。为此，昆明所有大学和部分中学生走上街头，罢课示威，遭到士兵、警察的镇压。12月1号，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再遇暴力袭击，4名师生不幸身亡，数百学生受伤，这就是史上著名的“一二·一惨案”。事后，钱端升主张严厉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拒绝出席西南联大校务会议，拒绝执行教授会复课决议。
“一二·一”事件成为钱端升政治立场由国民党转向共产党的重要节点，从此，他“对国民党由失望逐步走向决裂”。
“由敬仰而靠拢”
言及钱端升与共产党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1920年，钱还是青年学生时，曾受教于Orin. G.Libby教授，他属当时被称为进步派的威斯康辛学派，他为学生指定的必读书目中就含有《共产党宣言》。不过，年轻气盛的钱端升觉得它虽是“至理名言，但又认为其实现必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强大的工人阶级分不开”（摘自1980年入党志愿书），并未将其奉为救国之道。仍坚信中国若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学西方民主制度”，并以实际行动努力践行着“学术救国”、“行动救国”的政治抱负，直至“一二·一”事件爆发，钱端升对共产党“由敬仰而逐步靠拢”。究其原因，钱老的学生赵宝煦先生分析说，“钱先生多年来，希望能以自己所长，为振兴中国而贡献力量，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抱负，但对国民党政府，经过他多年的观察和亲身体验，感到彻底失望，报国无门。”这时，他又“看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为国为民的许多作为，于是他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可以实现为他热爱的祖国走向民主富强之路一展所长的多年夙愿。”
钱端升真正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始于国民参政会时期。当时，共产党元老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均是国民参政员，三位老人都是早期参加辛亥革命的老党员，他们虽身居高位却艰苦朴素、低调务实，身处困境仍坚定信念、乐观积极的崇高风范给了钱端升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触动钱端升最终转变政治立场的人当属周恩来。1946年，北京大学复员北迁，钱端升绕道上海探望家人，在那里，他跟张奚若一道受邀到周恩来住处座谈，周恩来的一席谈话，坚定了钱端升要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衷心赞赏新秩序的创造者”
新中国成立前夕，钱端升正在哈佛大学任教，美国友人劝他留美教书，但他“已经看见了新中国的曙光”，毅然放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优厚的待遇，坚决回国，并拒绝了国民党南下的邀请，认定新中国会为他提供施展抱负的空间。返回北平后，他“遵照地下党的指示，为促进北平和平解放和稳定北大正常秩序尽力工作，迎接全国解放。”
钱端升的学生吴惟诚，曾亲历地下党为挽留大批北大教授进行的工作，他和汪子嵩在《黎明前的一场特殊战斗》中回忆了这段往事，“当时北大有文、理、法、工、医、农六个学院；文、理、法学院集中在沙滩，这里有许多知名的进步教授，如许德珩、曾昭抡、钱端升、闻家驷、樊弘、袁翰青、费青、向达等，他们经常参加学生集会和活动，发表演讲。”1948年10月，平津战役即将展开，北平解放指日可待，国民党在迁校被否决的前提下，想方设法动员著名教授南下，以维护其名声。吴惟诚、汪子嵩按照北平地下党大学委员会书记王汉斌的指示秘密开展挽留北大教职员工的工作。钱端升除了自己留下，还主动与其他人员沟通交流，配合地下党组织维护、接管学校，保护进步学生。
1949年1月，北平终于迎来解放， 5月4日，第一届北大校务委员会成立，钱端升被任命为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其后，钱端升与共产党高层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等多有接触，他在《我的自述》中回忆，“我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召集的，有各民主党派、团体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大家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10月1日，我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看到象征着中国真正独立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见《义勇军进行曲》威严的声音，不禁热血沸腾。我意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将会不知疲倦地从事祖国需要我做的工作。”他给美国好友费正清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对共产党的印象：“以一个欲适应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衷诚地赞许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
学界曾有人对钱端升1948年放弃美国大学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的做法不解，但新中国成立前后，大批学有所成的海外学子纷纷归国，则是一个历史景象，非仅钱端升作如此选择，正如有学者针对这一景象所言，“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自然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设科学理性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这是一代人的感情倾向。”（葛兆光序何兆武《上学记》）这应当是一个中肯的评说。纵观钱端升一生，在国家民族的政治变幻的各个关节点上的态度和作为，我们更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有理想、有目标、敢担当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浓烈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
“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决心”
1952年前，北京大学政治系党的负责人曾向钱端升表示党对他的信任，从那一刻起，钱端升便萌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据钱端升1980年入党申请书）1952年，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钱端升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一方面继续教学育人，另一方面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身份与尚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开展交流活动。1955年1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有彭真、陈毅、李维汉等参加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调查了解新中国成立6年来知识分子的状况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在执行中的问题。周恩来亲自召集座谈会，广泛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钱端升积极参加了会议。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北京政法学院党委召集学院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传达会议精神，时任学院党委书记的王润同志也表达了组织的意愿“我们要发展钱院长为党员。” 那一年，钱端升的挚友金岳霖和清华大学的刘仙洲先后被北大、清华的党组织接收为共产党员，两位历史背景与自己相似、又同为在职教授的朋友被组织接纳，这让钱端升也看到了希望，他怀着喜悦快慰的心情，于1956年3月1日，正式向组织提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他写道：
“北京解放以来，我一直受着党的关怀和教育。我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具备了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一个人才真正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奋不顾身地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为了使我能够较快地具备这些条件，我请求党更多、更直接地教育我、培养我，我有要求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决心。”
